在意识形态对立的东西方冷战时代结束以后，文明、文化的差异与冲突一度成为国际政治学界辩论的话题。针对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便有中国学者批评他对“文明的交融与沟通”视而不见，断定这是美国人要从伊斯兰、儒教国家中“寻找敌人”的“冷战思维”，并强调中国儒教思想向来主张“和为贵”、追求“普遍和谐”，给人的导向是：倘若可爱的、不愿意与人冲突的中国儒家思想惠及世界，所谓“和合”的人类美景就指日可待了。然而，当中国学者面对不肯承认侵略战争历史的日本的时候，几乎一致的声讨所表明的竟是相反的持论立场──有人挖掘日本不肯“认罪”的“历史文化根源”，称德国之所以认罪较好，与其地处欧洲文明中心有关，日本则由于是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后来者”，所以没有认错的“自信”和“勇气”；而稍为激烈者就严肃地指出，有关历史认识问题绝不是学术之争，而是一场批判日本右翼势力反华逆流的“政治斗争”，因为学术讨论需要“起码的良知”；至于更加义愤难平的论者，干脆表示遗憾“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实力让日本心服口服”了。显然，当我们面对日本而非美国的时候，某种可以不加论证的道德优越感、文明强势心态和大国意气就流露出来了，所不愿讳言的不仅是设身而论，作为日本本民族的学者当然不会接受其他民族“日本人就是坏”这种难免带有自我道德标榜色彩的论断，吉田裕甚至反对认为日本人是先天性的“无反省国民”。他通过以战争观的相互矛盾为中心展开的战后史写作，阐释了日本人的战争认识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迁、日本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思潮流变的生态关系。（吉田裕《日本人的战争观》，新华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战后日本面临着收拾混乱、重建民族认同和恢复发展经济这些根本利益之所系的紧迫课题，作为国家行为的承认战争罪行、制裁战争罪犯和向受害国进行战争赔偿则是一个国际法实践的问题。在美军占领日本以后，虽然民主化改革措施和东京审判打击了当局回避“开战责任”而追究“战败原因”的历史认识导向，但由于冷战格局的形成，把日本纳入西方阵营而对抗中苏的政治性考虑优先于所有问题，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追究和议和工作遂逐渐丧失了其作为战后处理的性质，侵略战争的最大牺牲者亚洲各国的要求遭到漠视或排斥。因此，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下，日本人没有意识到从最大牺牲者那里投来的批判的目光，或者说没有机会认识作为加害者的自己，而得以专心致力于经济的复兴及以后的经济高度成长。总之，由于一方面存在着对保守派有利的容许把战争责任问题暧昧化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片面议和的反对派也主要是关心中立、反对重新武装等立国之根本的问题，而没能把战争责任问题充分地逻辑化；这样，为获得美国的同盟者地位而以接受东京审判判决的形式承认必要的最小限度的战争责任，但在国内则事实上否定、不追究战争责任问题的双重标准形成了。而就国民意识的整体状况而言，日本人在战后仍然存在着过低评价中国人、朝鲜人的自治能力和抗战能力的“帝国意识”，存在着对亚洲的优越意识和帝国主义势力范围思想，这对形成妨碍正视战争的侵略性质和日本人对亚洲的责任问题的精神土壤具有重要的意义。“帝国意识”之所以没有被充分摆脱，一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的战争力量的根干部分乃直接为美国所摧毁，中国抗战所象征的亚洲民族主义在迫使日本陷于失败境地方面的作用被忘记，二是因为台湾、朝鲜等殖民地的丧失乃战败造成的自动放弃，避免了直接面对反殖民主义斗争这种充满痛苦的非殖民化经历——这意味着日本没有清算殖民主义思维模式而开始了战后的“民主化”和经济振兴。而随着“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日本进入了“自我陶醉的民族主义时期”，一个具有肯定的、自我赞美倾向强化起来的文化特征的时期。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一种从“经营管理”角度正面评价战争年代军队的组织模式的战争观兴盛起来；而随着日本回归国际社会和受到经济高度成长自信的支撑，否定战争的侵略性质并在解放亚洲各民族的意义上给予正当化的议论也抬头了。
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双重标准发生动摇是在80年代，直接原因是日本的教科书审定和中曾根康弘作为战后首相首次参拜靖国神社而受到中国、韩国的严厉批判后，中曾根首相第一次承认过去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但中曾根内阁如此调整政策的背景，是因为有这么一种“问题意识”，即日本要作为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在亚洲地区发挥领导作用和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就必须正视过去曾沦为侵略战争牺牲者的亚洲各国对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存有警戒心理的现实，所以一面大体承认战争责任并表示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谢罪，一面认定战后赔偿问题根据旧金山和约以及与当事国的双边协定已经解决而拒绝新的赔偿要求。到90年代，社会党放弃“侵略战争论”、自民党进而采取“侵略行为”论联合组阁，这种政治主义、现实主义的战争观一直是历史认识的主流。如此受民族利益规制而缺乏历史观根本转换的战争认识意味着对历史思考的停止，由此无法产生对近代日本的亚洲政策进行批判性、内省性检讨的思想，反而制造出了日本社会特有的文化景观：在大众生活层面，随着电子游戏中模拟战争题材的流行，游戏历史所反映的历史痛觉的缺失使得战后和平主义“不可侵犯的神圣性”在崩溃；在政治生活层面，由于日本政府的战争让吉田裕把日本民族主义情绪的喷发看作“最坏的事态”，而这也正是亚洲受害国家常常面临的除了表示“愤慨”之外无能为力的棘手问题。或许，吉田裕的研究所展示的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日本知识分子自我批判的精神能稍稍宽解受害国人民的怒恨与焦虑，如此，这种学术性批判本身的说服力就为日本与受害国通过对话达成历史共识开启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不过，作为研究自身问题的本土学者，批判本身并不是目的，毋宁说是反映了日本知识分子追求文化自觉的艰苦努力。吉田裕指出：为了实现与其他民族的相互理解，日本国民必须直面自己的战后历史，冷静反思自己的战争观和战争责任观是在怎样的战后史环境下形成的，带有怎样的歪谬和不公正。如果不能有意识地采取这种态度，这意味着我们还不能把过去的历史真正作为历史而使之对象化，也就是说，我们仍然生活在“战争时代”之中。显然，吉田裕的学术境界在于通过对本土文化的批判性反思探索与其他民族共同拥有历史和人类基本价值的现实路径。
相形之下，我们中国一些学者那种上来便要揭示对方“本质”的批判方法似乎是值得斟酌的，从一般民族情绪的反应模式来分析，它有可能更加激化对方对批判的“感情性拒绝”，造成一种虽有形式上的交流但不能超越心理国界的争吵，一如发生在种种讨论会议或电视节目中的场面。再者，遗憾“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实力让日本心服口服”更可能造成民族主义的警惕性解读，那自然也就可能被人联系作“中国威胁论”的某种口实了。鲁迅先生曾经写道：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帖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善发轻快的议论或许与我们已经习惯于胜利——从学习的现代史看，我们也似乎就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有关，但姑且不论这种历史表述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单就中日间的战后处理遗留问题来说，因为国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互动的历史，所以中国在处理战后中日关系问题方面的政策也就不会没有值得检讨之处——特别是在意识形态主导外交政策的时期。或许，具有历史批判和文化自觉意识的学术探索在中国也是需要的，就像吉田裕从新的角度重写日本战后史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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